如今，無論是開車還是旅行，參照地圖規(guī)劃的路線行走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。

打開手機、接上網(wǎng)絡(luò)，隨時能檢索到地圖。

隨著科技的進步，地圖的概念是不斷發(fā)展變化的。

傳統(tǒng)地圖的載體多為紙張，隨著科技的發(fā)展出現(xiàn)了電子地圖等多種載體。

可是在古代，沒有飛機、遙感數(shù)據(jù)與人造衛(wèi)星，繪制地圖就絕非易事了。

在古書中，記載了不少關(guān)于古人繪制地圖的方法。

中國關(guān)于地圖的記載和傳說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，

《左傳》上就記載有夏代的《九鼎圖》，

古經(jīng)《周易》有“河圖”的記載，

還有“洛書圖”，表明中國圖書之起源，

傳世文獻《周禮》中有17處關(guān)于圖的記載，

圖又與周官中14種官職相關(guān)聯(lián)，如“天官冢宰·司書”“掌邦中之版，土地之圖”；

“地官司徒·大司徒”“掌建邦之土地之圖，與其人民之數(shù)以佐王安撫邦國。”

測量是繪制任何地圖最首要的一步，

史書中就有古人為了繪制地圖進行實地測繪的記錄，

據(jù)《春秋緯》記載，五帝之一的炎帝，為了度量大地而遠涉幾十萬里。

還有夏禹治水時期，“左準繩，右規(guī)矩，載四時，以開九州，通九道”，

其中的準繩和規(guī)矩就是當時所用的測量工具。

《山海經(jīng)》也記載，夏禹派大章和豎亥兩位徒弟步量世界大小。

這說明，在遠古時代，我們的祖先就已經(jīng)開展過規(guī)模較大的測繪工作，

以此描繪九州的山川、草木、道路以及禽獸的分布情況，

因此，后人常常把地圖命名為《禹跡圖》，意思就是大禹的足跡。

到了晉朝，由于舊圖繪制粗略，加之地名改變，

曾任宰相的裴秀編制了我國最早的地圖集——《禹貢地域圖》，

其中采用了“制圖六體”之法。

這本書中提出了地圖制圖的六條原則：

一為“分率”，用以反映面積、長寬的比例，也就是今天的比例尺；

二為“準望”，就是方向的意思，用以確定地貌、地物彼此間的相互方位關(guān)系；

三為“道里”，用以確定兩地之間道路的距離；

四為“高下”，即相對高程；

五為“方邪”，即地面坡度的起伏；

六為“迂直”，即實地高低起伏與圖上距離的換算。

這六條原則的綜合運用正確地解決了地圖比例尺、方位及距離的問題。

從那時開始，以這本書為代表的“制圖六體”成為我國明代以前地圖制圖學理論的基礎(chǔ)，

在我國和世界地圖制圖學史上都有著重要的地位。

除了“制圖六體”之外，

古人的“計里畫方”是按比例尺繪制地圖的一種方法。

繪圖時，先在圖上布滿方格，方格中邊長代表實地里數(shù)，

相當于現(xiàn)代地形圖上的方里網(wǎng)格，

然后按方格繪制地圖內(nèi)容，以保證一定的準確性。

唐人賈耽編制了《海內(nèi)華夷圖》，北宋沈括編制了《天下州縣圖》，

元朝朱思本繪制的全國地圖《輿地圖》，都采用“計里畫方”的方法，精確性超過前人。

中國人對地圖測繪的貢獻還反映在《元朝名臣事略》這本書中，

元代著名數(shù)學家郭守敬“又嘗以海平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，

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，其流峻急，

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，其流且緩，

其言倍而有微，此水利之學，其不可得也”。

這是我國史書上第一次記載利用海平面作為基準來建立統(tǒng)一的高程系統(tǒng)，創(chuàng)立了“海拔”這一科學概念。

這對于測量事業(yè)的發(fā)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，

是我國在地圖測繪方面大面積測量發(fā)展到一定水平所孕育出的杰出科學成果。

1954年6月，中國考古工作者在江蘇丹徒縣煙墩山出土的西周初青銅器“宜侯矢簋”底內(nèi)刻鑄的120字銘文有兩處談到地圖，

即“武王、成王伐商圖”和“東國圖”。

該文記載周康王根據(jù)這兩幅地圖到了宜地，舉行納土封侯的冊命儀式。

曰：“唯四月辰在丁未，王者武王遂省、成王伐商圖，遂省東或（國）圖。王立（位）于宜，內(nèi)（納）土，南鄉(xiāng)（向）。

王令虞侯曰：‘繇，侯于宜。’”

據(jù)考證，該圖成于公元前1027年或稍晚。

這些記載足以說明，中國西周時期已有土地圖、軍事圖、政區(qū)圖等多種地圖，

并在戰(zhàn)爭、行管、交通、稅賦、工程等多方面得到應(yīng)用。

這些地圖顯然已經(jīng)脫離了原始地圖的階段，具有了確切的科學概念。

只可惜中國至今還沒有見到過這些地圖實物，有待地下考古的發(fā)現(xiàn)。